◎李锐
时间和时间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所留下的
“时间感”是一个永远的“现在时”。我们这些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被
称作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在一个眼前的神话里长大的。从小耳闻目染，都是
这神话的辉煌和高尚，都是这神话的强大和神圣。等到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我
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先是狂热的红卫兵，接着又变成飘零四方的“知识青年”。原来
以为是要驱赶历史的，却最终被历史所残酷地驱赶。整整十年，从天堂到地狱的惨
烈聚变，把那个原来深信不疑的神话摔得粉碎。从此，“我不相信”几乎成为这整
整一代人的精神烙印。
以我的理解，像这样每十年划分一个“年级”，只是为了提供一种发言序列的
方便，既不能对作家“划代”，也无法用来作为对时代的划分。比如上面提到的文
革就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一直到70年代中后期，跨越了两个十年。而一种“
共性”的描述也并非是产生文学的前提。比如文革之后的“伤痕文学”，就是一种
共性极强的描述，可那也是一种文学性普遍的降低和丧失。如今世界性的艺术主题
是用身体抗拒理性至上，是以极端的个人抗拒体制的共同压迫。每一个人都在把身
体的欲望推向极端，每一个人都在强调自己的远离群体，每一个人都在强调自己对
于道德、伦理的反叛。但出人意料是，当所有的人都亮出身体，所有的人都极端个
人化的时候，你会强烈地看到一种几乎令人绝望的“共同性”。你会看到，好莱坞
大片的感官刺激，可口可乐罐头的全球复制，已经成为商业和“先锋”不约而同的
规律。在上帝和人都“死了”之后，在科学技术和垄断商品代替了圣经和“主义”
之后，所谓的“先锋”，所谓的“新人类”正在成为道德伦理的特权者，正在成为
这个以极端欲望为旗帜的“全球化”时代的共谋者。可惜的是，对于历史的麻木和
误会，正在成为一些人“标新立异”的资本。大千世界日日常新，以年龄来做“新
”的立足点是件最靠不住的事情。因为人转眼就会老的，而在转眼之间更不知有多
少“新人”生出来。所谓“朝如青丝暮成雪”不是唐朝的老李一个人遇到的新鲜事
。
我相信，任何好艺术好文学都是从刻骨铭心的体验生发出来的，都是从具体真
实的处境出发的，而不是从抽象的定义里产生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为了抽象
的人的定义而活着。文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给我们留下了从“真理”的围墙里出
逃的缺口。对于我来说，文革十年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理想之墙的倒塌。
那更是一种双向的煎熬。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被告知自己的传统
是要不得的，我们必须以全盘西化来求生。包括那个我从小就坚信不疑的神话，也
是从西方取来的“理想的火种”。可这理想的火种却在十年文革中把我身边的世界
烧成一片废墟。鲁迅先生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现在是
自己的腐肉没有被煮掉，那团“理想”之火却已经成了大问题。更为尴尬的是，文
革之后当我们终于可以看看世界的时候，却又发现所谓欧美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
正在对自己的价值和历史展开一场根本性的颠覆和解构。所谓理性至上、科学至上
，所谓“世界的历史”“人的历史”的真实性合理性，纷纷在“解构”的批判中倒
塌。“我不相信”的人，落在这双向的煎熬中，遭遇的是一种彻底的悲哀。
眼下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转机，正渐渐淹没在权力和金钱双重的专制
当中。而“金钱”的一翼，正以所谓国际化、全球化的神话淹没著任何一个可能的
生活缝隙。如今迷信神话的一代不再是“祖国的花朵”，而是所谓的“新人类”。
“身体”和“快乐”正在成为到处流行的新主义。可悲的是，那是一种被双重专制
取消了灵魂的“快乐”，那是一种被规定好的“反叛”。一个被反复强奸的人，没
有恐惧和痛苦，没有反抗和悲哀，只有“身体的快乐”难道不是最大的谎言？说这
样的谎言到底是要欺骗谁？让人感慨的是，在这新神话的漩涡里，你常常会看到类
似红卫兵式的亢奋和狂欢。你很难分清所谓革命“红海洋”的狂潮和丧失理性的追
星族、购物族们到底有什么精神差异，你也很难分清所谓以“新”为旗的党同伐异
和血统论到底有多少价值区分。眼看着“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地重
演，心里只有无话可说的悲哀。
两年前，君特．格拉斯先生在诺贝尔奖百年庆典的一个座谈会上说，他是在用
“受伤的德语”记忆，是在用“受伤的德语”叙述“失败者的历史”。他所说的受
伤和失败，主要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的经历。和德语比起来，一个世纪
的现代汉语可以说是遍体鳞伤。我是在用遍体鳞伤的汉语记忆被大写的历史故意忽
略的事情，我是在用遍体鳞伤的汉语记忆被无理性的历史残酷淹没的生命。充满了
理性和激情的人，到头来总是要陷入到毫无理性可言的历史当中去。毫无理性的历
史淹没了古往今来不知多少生命。欧洲人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如此，中国人的文化大
革命也是如此。这无处可逃的困境，绝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悲哀。这熬人的悲情，让
我对冷酷而又无理性的历史，充满了深深的怀疑和厌恶。我曾经说过：“我叙述是
因为我怀疑。我叙述是因为我厌恶。”对我而言，文化革命的十年，已经成为我进
入记忆的大门，成为我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此时此刻。
西元2003年10月21日写，29日改定于太原。
注：此文发表于台湾《印刻》杂志200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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