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再补一些赘言。
通观慧皎《高僧传》，
与鸠摩罗什大约同时代的名僧，不分南北（注意当时南北是对立政权），
受到鸠摩罗什奖掖嘉勉的不在少数，
与之讨论佛理，交出作品给他的也很多。
由于童寿（什公）本非华人，
他有时候也会承认“我的理解跟你差不多，但你的修辞比我好”，
在弘法事业上在那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当然，觉贤（佛驮跋陀罗）被他排摈南下，
但看似童寿并没有搞什么追杀令啥的，
从与童寿通信愉快的南朝僧释慧远接纳觉贤的情形看来，
童寿的度量还是不错的。）
有个有趣的故事是，
某位师子国的非佛教徒，婆罗门出身，听说了佛教在东土大行，
竟然千里迢迢来到长安来找人辩论。
（他出身是婆罗门，但我怀疑未必是婆罗门教徒，
毕竟印度教似乎不怎么盛行对外传教：东南亚的情况似是例外？
当时印度有许许多多思想，“九十六种外道”，不知哪家哪派。）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2059_006
据说是连姚兴都差点被他说动了，
而童寿则派出他的弟子道融来辩论，
道融还恶补了印度各派书目（童寿帮他的吗？），
结果竟然辩赢了！
这故事其实疑点不少。
一个印度某非佛教之宗师竟然亲涉万里来跟汉土佛教徒辩论，
而光是透过翻译（想来他不可能短期内学会华言），
就能让姚兴也动摇，
而童寿居然不亲自出马，只派弟子道融上场，也很奇怪。
不过今存汉译有《金七十论》是少数明显不属于佛教的印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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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当时到底有多少其他印度思想也在那么一个民族交融的时代入汉土。
很多其他佛教以外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内容多半都只能用猜的，
这个道融辩赢印度外道的故事或许也表示了一些当时的情况。
（另外之所以姚兴要拿佛教作招牌而又可能被这个印度婆罗门说动，
我觉得与他是个羌人有关。
石赵政权就明显打破传统汉土所谓“佛是胡人之神”的排外，
或许亦与对华人排胡的反感有关。
但与华人相处较佳的鲜卑慕容家则较易采用儒学。）
当然，后来忽必烈所主持的佛道辩论，则是佛教八思巴赢过汉土的道士。
八思巴的聪慧是其主要原因。
看似透过翻译来完成辩论或许还是有其可行者。
（但这种辩论可能也只是代表一时参赛者本身的程度与立场而已，
未必真有“法”的意义。
织田信长也搞过宗派辩论：安土宗论。
结果是判定净土宗赢，惩罚法华宗（日莲宗）不允许再搞事。
这可能与日莲宗打从开派始就持续闹事有关。
话说当时信长也正在镇压一向一揆，可是倒也并未讨厌一切净土宗就是。）
说到姚兴强迫人还俗，
还有个案例是童寿的翻译助手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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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兴觉得道恒、道标有才能，
想叫他们还俗来做官帮他完成霸业。
道恒还真是“说之以理晓以大义”
还动用了童寿、僧两位前辈大师共同求情，
结果还是“频复下书”，
还幸好是“阖境救之，殆而得免”得以保持僧籍，没被杀是幸运。
（对比一位能见机的李憙：
司马懿曾经想征用他做官，他找借口推掉而隐居，
结果司马师一叫他出场他就出场了：
“先君以礼见待，，憙得以礼进退。
明公以法见绳，憙畏法而至耳。”
司马师是个下手比司马懿还要狠得多的人，
不做官？给你好处你不拿就等著被杀！）
那道恒能辞退何以童寿不能？
我觉得毕竟身分地位有别。
道恒只是个助手，并不是主持整个弘法事业的人物。
反之童寿一身所负的任务则大得多。
但姚兴何以只要求童寿传种而未要他做官？
其实童寿所主持的文化事业对姚兴而言已经是个活招牌，
也因此不必要再要求他担负其他官职了。
说到因独裁者控制而有所屈服的，在南朝则有竺道生。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zh/T2059_007
太祖（宋文帝）设会，帝亲同众御于地筵，下食良久，众咸疑日晚，
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丽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
遂取钵便食，于是一众从之，莫不叹其枢机得衷。
刘宋文帝刘义隆也是个相当厉害的人物，
年经即位立即干掉他爹留下的几个辅政大臣，
把他爹当年的军师谢诲逼反且迅速讨灭。
后来又发动了几次对北魏的战争，不太成功。
这样一个人物附庸风雅招待群僧，
却没想到僧众有“日中一食，不非时食”之戒。
（有关此戒之探讨以及其在汉土之开遮药食那是另一回事了）
餐点准备得太久，僧众怀疑已过了时食，
此时若是谨守戒律的，可能就会辩解说已过了时间不能吃了。
结果刘义隆说了句“才刚日中”，
竺道生就跟风说
｜日头这么亮，天（天子，皇帝）都说才中，哪不算中？”
直接拿了钵就吃，其他僧众也跟着吃了。
严格说来这是坏律的行为，
但竺道生大概是不希望惹来一次法难，才搞这马屁绮语。
上面是针对鸠摩罗什本身的意义，
他接受姚兴的命令而坏戒的情况的讨论的补充。
而鸠摩罗什坏戒之后并不是一脸理所当然找一堆借口，
而是表现出惭愧（神异事件在人解读，至少他确定退出僧坊且有愧）。
这方面看童寿的态度我觉得是这段文本的重点。
至于是不是戏法，
这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假如这是个魔术障眼法，
那么一致性来说，整本《高僧传》或《晋书》其他神异事蹟你都得有类似解释，
否则你这只是个特殊的孤例，意义不大。
要嘛你若不信，那就是都不可信，皆属神话。
要嘛你要找“科学解释”那就该一个个去找，那佛图澄那堆怪事你怎找？
（其实学者常见的态度是“存而不论”也就是神话真假不谈，谈其历史文化意义。）
其次则在于对于这些神话或神异事蹟的态度。
确实以严谨的学术立场，你顶多也就只能存而不论而已。
或者看你怎样去诠释。
但如果就信仰层次来说，我不觉得这未必不可信就是。
或者说，
如果你要推翻这个吞针事蹟觉得不可信，那么整个信仰都充斥这些都有问题了。
而某些一时间觉得的“理性”其实也未必尽然。
有趣的例子是鲁庄公七年（西元前687）的《春秋》经载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
这样一段记载在两种春秋传中怎么解释？
喜好“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公羊》直接说那就是星星落得仿佛像下雨般。
“为什么《春秋》要写这件事？因为它是个特殊现象。”
但自命理性的《左传》（底下另解释）就给了另外一种解释：
“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星星怎么可能会落得像下雨般？
这里“如”是“跟着跟上”的意思，是流星掉落时又同时跟上下雨的意思。
好像很聪明理性？
结果后来十九世纪法国天文学家Jean Baptiste Biot
指出这是前687年3月16的天琴座流星雨，
指出这是世界上相当早的天琴座流星雨的记录。
左氏自以为聪明去否决太过怪异的事件，两千年后却被打脸，谁知道呢？
当下的未解是否真要另外去找自以为聪明的解释？或者姑且存而不论好些？
这里补充一下，现代人会觉得《左传》一堆卜筮预言是爱好神异的迷信，
但《左传》作者显然觉得他比当时许多人还理性得多。
他不相信许多鬼神对人的造祸降福，而是偏重从征候看出事件发展。
这涉及一些理论体系的事就不多谈。
只举个类比：
有些现代人不相信有神明，却愿意相信所谓外星人，
甚至觉得神佛就是外星人。
同样“不在当今理性范围之内”何以后此薄彼？
他们也会有一套自命理性的脑袋去认定鬼神不可信但外星人有可能。
是或者不是姑且不论，
只是拿来比附《左传》的立场态度，说明至少《左传》作者觉得他自己很理性。
当然，文本诠释本身是个大哉问。
像我自己就不怎么喜欢本生故事（南传《小部》与北传《生经》皆有），
这个连篇累牍一再说提婆达多某个前世又做了啥坏事的，
当作民间谭勉强可以（就像某些卡通有固定恶役，最后都是做坏事失败），
真要拿因果解释就很怪异：
提婆达多累世造恶居然还不入恶道还投生贵种这真是太神奇了。
另外像是在《阿含》也有的所谓“光音天”的论述，
我自己是觉得很难以认可或者至少说是很需要一番诠释。
但认可不认可且不提，要诠释也该要有系统的方法，
不是说看到吞针就说喔这变魔术嘛好简单（那么简单当时没人看破？）
（我倒觉得你宁可说他是夸大化的神异事蹟，是编造的都比说是魔术好些）
那你看到咒龙求雨又怎解？
他用魔术手法放出爬虫动物然后搞人造雨？
当然这些巫术手法很系乎个人训练，
难以反复验证（更不用说史料的一次性），
很难用“科学”加以诠解。
（其实存在而未必科学的还包括经济现象：
这也很难用物理科学的模式去说必然如何，而各家纷纭其说。
德语 Wissenschaft 的范畴就比英语 science 放宽了不少。）
只能见到文献而无法亲眼目睹的说实话也只能说看解读者如何看待了。
但能否提出有意义的而不是一时兴起随意却不重要的诠解，
或许还是对问题较好的判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