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被派发到一个眷村附近的派出所。
当时和国民政府一起过来的国民老兵和当地女子结婚也好、再婚的也罢，有了孩子之后基本上算是生活就此定下来，唯独一个五、六十岁的阿伯一直是独身一人，所幸村子里一起生活的不是同乡就是同部队的老熟识，大家互相照顾照应，让阿伯一个不太识字只会打仗的大老粗独自生活也没遇上什么困难。
那位阿伯人很好，他在河边整了一块地种些菜，熟成采收后说自己吃不了多少，把剩下的菜到处送给街坊邻居，就连我们所里同仁也收了不少。
他人没什么长辈架子，眷村里那些小孩啊怕家里大人怕学校师长怕我们警察，但谁都不怕那位阿伯，个个都爱往他家里去找他玩，他也很喜欢小孩，常常买一堆零食玩具给孩子们。
有次我就问他，你这么喜欢小孩怎么不娶个老婆生个娃呢？
他回我说，他在家乡有婚约了，来台湾后就天天盼望着能把人给接来台湾。
那时候啊别说人来了，连只鸟从那边方向飞来都被政府给射下来，但我也不好说白去戳破他的念想，只好开玩笑说，等她来，你们就生不出娃了。
他笑笑回我说，没关系啦。
那是我们唯一一次讲到他家乡未婚妻的事情，比起他那个未婚妻，他更常提到他在家乡的兄长。
我和他挺合缘的，常常聊天，他和我说他阿兄是个读书人，明白很多事情，他会的几个字还是阿兄教他的，只是他读不来。
看着村内孩子们跑跑跳跳的，他笑着对我说，还在那边的时候，他说他阿兄总是去“运动”，常常带着满身伤回家，还都是他给他擦药，他就去问他阿兄为什么要去“运动”，阿兄和他说都是为了我们，我们老百姓被当皇帝的欺压上百年，终于到了我们自己做主人的年代，所以他要为我们去做争取。
阿伯说，他那时听不懂啊，可是为了他阿兄的理想，后来他就加入了军队，只是后来没料到就这么来了台湾。
我后来想想，这个话题在当时多敏感啊，但阿伯他还是毫无保留的告诉我，可见是相当信任我吧！
我还记得那年冬天阿伯南下跑到山里去折了好多长了梅花的树枝回来，兴奋问我说有没有办法寄这些花过去给他阿兄，他说还在那边时他阿兄每年都会送他梅花，他阿兄和他说梅花意喻福气平安，所以他希望把这些平安花寄给他阿兄。
怎么有办法？当时我们这里一只鸟想往那个方向飞去，还没起飞就被政府抓起来关进去了。
阿伯看了我的尴尬表情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强人所难，改问有没有办法保存这些花不让它凋谢。
我跟他说，花谢还会再开，等开了再折新花回来就好。
他说，今年花与明年花不一样，今年的希望与明年的愿望也不一样，他想都留着一起给他阿兄。
阿伯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教他把花压进厚书本里，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得通，我只是看我阿姐都这么做。
几年后的夏天，政府把梅花定为国花。
我巡逻见到阿伯我以为他会很开心很骄傲，毕竟他与他最喜欢的阿兄喜欢的花被定为国花了呢。
没想到他却冷漠淡淡回我两字，配吗？
配吗？我答不出来。
接着好几天没看见阿伯，等再一次看见他，他已经成为一具冰冷的死尸吊在他自家的梁上。
我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每页每页开头写着“赠予吾契”，内容字不多，简单写着望你平安、想念你，心悦你，里面一页一页夹着一朵朵已经枯萎的梅花。
我印象很深刻是日记里最后页内容，也是最多字的，上面写着：“他们说，梅有三蕾五瓣，代表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但现在人人如寒蝉，你死前说让我继续你的信念活下去，但我也老了，我也看不见你坚持的那些理想在这里还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我…可以随你去了吗？我真的好想见你。”
还发现他凌乱的家里藏有好多当时政府规定的“禁书”。
我是过了好多年见识广了才反应过来，阿伯的婚约者，他心心念念著的那个人那个“契”，应该就是他总是和我说的“阿兄”。
但我不敢去探究阿伯究竟是自己随着他阿兄去还是被迫跟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