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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编译 廖玉玲】
2014.11.03 04:03 am
1976年，才27岁的比利时病毒学家派欧特（Peter Piot）正准备崭露头角。有一天，他在
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的实验室收到一个蓝色塑胶保冷盒，里面装着两根玻璃试管
，寄件人是非洲萨伊共和国（即刚果民主共和国前身）的一位医生。试管内装着血液，是
从这位医生医治过的一位修女身上采集而来，而这位修女已因高烧和大失血而死亡。
其中一根试管完整无缺，另一根却已破损，内容物和融化的冰块形成一摊红水。一张沾上
血迹的便条纸写道，除了这位修女，还有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200人，都死于已在当地肆
虐三周的一种疾病。那个叫杨布库（Yambuku）的地方非常偏远，不远处有一条叫“伊波
拉”的河流。
害死这么多人的“头号嫌疑犯”是黄热病，这种主要由蚊虫散播的传染病在派欧特博士位
于热带医学学院（I TM）的实验室检测得出来，但当时没有人知道，那位修女的血液里还
藏着另一个不久后命名为“伊波拉”的病毒。
在那个年代，微生物学家没有什么自我防护的意识。皮欧特和同事在清空保冷袋时，只戴
著薄薄一层的乳胶手套，现在已是标准配备的防护面罩和防护衣，在当时根本闻所未闻。
工作人员把少量的血液从那根完整的试管中取出后，就进行一般的微生物测试，也进行黄
热病的特殊检测，再加上其他像是造成拉色热（Lassa）、绿猴病（Marburg）和登革热等
出血性高烧的病毒检测。他们也把那位修女的血液注射到实验室里培养的细胞和老鼠的大
脑。
这些测试结果排除了所有已知、有传染力的媒介，但派欧特以为，造成那位修女死亡的病
毒不论是什么，应该都已在从萨伊送往比利时的飞行途中被消灭。不过，他和同事依然每
天检查老鼠的状况。
一周后，所有的老鼠都死亡，代表那种有传染力的媒介根本没被摧毁。
他们解剖修女的遗体后发现，肝脏有细微的损坏，这和派欧特的老板帕亭（Stefaan
Pattyn）所知会发生在拉色热病患身上的一样。但拉色热已被排除，帕亭博士把研究朝向
发现一个新疾病进行。
在当时，若不算苏联全球只有三座实验室有办法安全地处理致命的病毒，一座在伦敦附近
，其余两座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和亚特兰大州现在的CDC。世界卫生组织（WHO）指
示派欧特团队马上把这些样本送到美国。
在安特卫普的科学家保留了部分样本，并透过电子显微镜观察。他们看到隐身在修女血液
中的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形状像蠕虫，体积在病毒里大概算最大。这与美国的科学家所得
结果一致，最后就把这种病毒命名为“伊波拉”。
派欧特博士的妻子，当时已有三个月身孕，但对科学新知的好奇与热情，终究还是驱使他
亲身前往萨伊一探究竟。
隔年，有人主张要全球同步采取系统性的行动，让这种病毒绝迹。派欧特如今回想起来说
：“当时那些建议从来没有真正付诸实行，这次我们一定要避免重蹈覆辙。”
现在的派欧特，是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LSHTM）院长。伊波拉其实不是一种特别容易
传染的病毒。派欧特说，如果他坐伦敦地铁时旁边坐的是个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病人，他并
不会担心，只要“他们没有吐在你身上之类的。”但这种病却会致命。
派欧特在凯尔贝亨（Keerbergen）这个在比利时边境的小城长大，对红酒鉴赏相当有一套
。在非洲的经历也在他生命里留下深刻的印记，至少从对非洲音乐的喜爱可以看得出来。
今年稍早他庆祝自己65岁生日的方式，就是重回杨布库，那个最早发现伊波拉病毒的地方
。
他希望伊波拉危机能再度改变西方对非洲卫生议题的态度，严肃认真地开发药品和疫苗，
对抗热带疾病，代表“这波传染病结束后，我们就有足够的配备，对抗未来势必会卷土重
来的疫情”，而西方的支援也能提升非洲的卫生服务，让未来任何传染病一旦再度大流行
时，能早期发现，尽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