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部分的普通乡民不会了解他们要追求的是什么。反而会是从生理上就直觉恶心。
实际上这些进步人士想要的平权大概分几个层次：
第一层是最表面的同性配偶不能自然生育共同的血缘后代,异性配偶可以,
这是生殖能力上的先天差距。她们的诉求不是“我们想跟异性恋一样”,
而是“我们想要同样的选项清单”。
这是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的诉求,不是结果平等。
第二层才是真正卡住的地方,也是她们口中“路还要走”的具体所指:现行《人工生殖法》
把人工生殖技术的使用资格绑定在“一男一女、已婚、且有不孕诊断”这个框架上。
同性配偶结构性地被排除在外,不是因为生理条件不符,而是因为法律定义的
“合格使用者”本来就没把她们算进去。
所以她们用“借精”这个变通方案绕过去,其实是在公开示范：
制度上明明有能力容纳这个需求,只是法条没更新。这是典型的“形式平等已经到位
(婚姻合法),实质平等还没跟上(生殖权益)”的落差论述。
这套论述在婚权运动里很常见,先拿到象征性的门票,再去啃里面的具体权利。
第三层是社会叙事层面的：她们选择公开怀孕、公开讲基因来源,某种程度是在做
“去污名化”的示范——证明这种家庭组成方式一样可以正常、健康、甚至值得庆祝地
存在,借此累积社会舆论资本,为未来修法铺路。
这叫做“先建立叙事再等催化剂”
有公开露面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动作,不只是分享喜讯。所以她们讲的“平权”不是指2019
年那张结婚证书,而是指“结婚之后,配套的公民权利包(生殖自主权)还没跟上”这个
具体的制度落差。
================底下是他们没有提到也不会去提的反对理由===================
第一个问题出在“权利”这个词本身被偷换概念了。
自由(liberty)是“不被阻止去尝试”的消极权利,不是“保证你得到结果”的积极权利。
同性配偶有结婚的自由,这件事2019年已经成真了。
但“我有权利要求生殖科技与法律配套帮我生出一个带自己基因的孩子”,
这不是平权,这是把一种技术服务重新包装写进法律的诉求。
当一件事从“我可以尝试”变成“这个社会不公平”、“政府欠我”,
那就是社会主义思维入侵了本来该属于个人责任范畴的领域。
生殖从来不是被保证的结果,异性恋夫妻一样会不孕、一样求助无门,
没人说这是“平权路还要走”。
第二个问题,孩子不是父母的叙事道具。这场记者会的问题是,这个孩子还没出生,
就已经被公开架上“作品的延续”“平权运动的象征”这两个标签。
把小孩生下来服务一个政治叙事或艺术叙事,是把孩子工具化。
你把他的存在意义,在他还没有选择权之前,就绑定在你要证明的意识形态上。
这个小孩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就已经被决定了。
这和“用孩子当社会实验白老鼠”是同一条线:
大人有选择的自由,孩子没有,而承受长期心理与社会后果的是孩子,
不是站在颁奖台上落泪的大人。
第三“借弟弟精子”这个安排背后真正被规避掉的东西。
生物学上的父亲角色。这个孩子有一个活着、有名有姓、还在世的生物学父亲(舅舅),
但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是要让这个父亲“不存在”于这个家庭结构里。
父职不是配子捐赠,父亲对孩子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性角色,
而整套安排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系统性地把这个角色从孩子的人生里删除。
进步人士实质上在制度化“父亲可有可无”,这个叙事。
你不是在争取被平等对待,你是在要求整个社会重新定义什么叫“家庭”“父亲”
“孩子的最佳利益”,然后把不同意这个重新定义的人打成歧视者。
这不是要求修法补漏洞,这是意识形态工程,只是包装成人权语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