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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宥勋藉 时代革命》，批判本土社会科学
以下是网页好读版：
https://chuckchu.com.tw/articl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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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革命》观后：一个民族的成年礼〉
民族主义纵然有一种排外的驱力，但这种驱力，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发自于恨，而是发
自于爱。它是一种守护邻人之爱。
我当时看到这一说法，真的觉得深获我心。我大学是念社会科学的，在我们的学院训练里
，对“民族主义”保持戒慎恐惧，是一种基本直觉。因为人类历史上有太多案例，是民族
主义导致的极端排外、乃至于演变成惨烈的族群斗争、清洗。可以这样说，在人文社科领
域，讲到“民族主义”的时候，首先浮现的是对其中蕴含之“恨”的关注。但若追根究底
，民族主义虽然常常展现出有恨意的行动（特别是面对外敌的时候），其最核心的动力却
不是恨。当我们实践“认同”、“共同体”的时候，核心其实是“爱”。
过往对民族主义的批判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世界大同、一视同仁的大爱
，虽然是有等差有亲疏的小爱，但这有什么不对吗？人本来就有等差有亲疏，这是很自然
的。只因为有等差有亲疏，就磨灭了民族主义当中互相守望爱护的成分，就将这四个字当
成脏字在使用，这是很不公平、也很不实际的。但很可惜的是，我们人文社科研究的主流
，确实就是带着这样的偏见在看待“民族主义”的。
《时代革命》的两条主轴，都在在提醒我们这里面的辩证性。看似暴冲的勇武群众，实际
上是有其柔情的关照、也有其深思的觉悟。当香港人在压迫里急速确立“中国人、香港人
”之间的认同壁垒，这也不只是排中反中的“恨”，也有护港拥港的“爱”。
在纪录片里，一位身形纤细、个性温和的运动者，起初投入了义务救护的行列，在前线救
治伤者；但在太子车站事件之后，他却有了杀人的念头，认为“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却能
解决有问题的人”。在传统的“和理非”叙事里，或许会将这种转变描述为一种堕落，一
种“对抗怪物自己却变成怪物”的危险。但《时代革命》却让我们感受到，这并不是一种
堕落，也不是变成怪物。这反而有可能是一种扩大：不是“从救人变成杀人”，而是“从
只愿意救人，变成也愿意杀人”。
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纯真的失落，这种扩大有某种危险性。
但这或许正是《时代革命》要告诉我们的。正是香港人已不再“纯真”，所以这场“时代
革命”，才更显其深邃，更有其坚韧的意义。这是一个民族的成年礼。
而成年，就意味着获得更多能力——负责任的能力，反省的能力，追求自我的能力，乃至
于自我武装，以抗击世界之残虐的能力。
这当然危险。但是，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成熟的民族，是不能因为危险而拒绝长大的。
谢谢香港人。虽然你们此刻仍在历史的苦难时期，但在我这样的台湾人看起来，你们其实
才是走在更前面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