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父亲、曾任台东直隶州知州的胡传，曾对刘铭传的“开山抚番”政策作出严厉批评
：“台湾自议开山以来，十有八年矣。剿则无功；抚则罔效；垦则并无尺土寸地报请升科
；防则徒为富绅土豪保护茶寮、田寮、脑寮，而不能禁凶番出草。每年虚糜防饷、抚垦费
为数甚钜。明明无丝毫之益，而覆辙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岂非咄咄怪
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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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铭传在台湾的若干新政，并未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他只是清廷任命的巡抚，连实
行“一国两制”的职权都没有。即便修铁路、办邮政的实业和经济政策，在人治时代也无
法持久，当刘铭传被免职离开台湾之后，立即人走茶凉、人亡政息。
刘铭传在台湾所取得的成就，若以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日本在台湾的近代化
政策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