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体来源:
THE REPORTER
2.记者署名:
文字/张子午
摄影/吴逸骅
3.完整新闻标题:
在人性最黑暗的领域投入种子──性侵治疗制度“世界第一”背后的真相
4.完整新闻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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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主责性侵加害人刑后强制治疗的草屯疗养院中庭里的雕塑。(摄影/吴逸骅)
台湾有个“世界第一”,不常被政府拿出来大肆宣扬、除了专业人员少为人知,那就是对性
侵犯的心理治疗。光是今年上半年,全台就有约8千名性侵加害者接受各阶段的身心治疗,
此一针对“加害者”的心理治疗,在监狱与社区以团体形式实行超过20年,全面性可谓世所
仅见。然而每年政府投入上亿预算与无数专业人力,其实际成效为何?《报导者》访查发现
,此一治疗模式多年来缺乏实证基础的检验,第一线专业者在“政策先行”的现实中,仍在
不确定中尝试寻找解答。
台中市郊巷弄里一幢平凡的透天厝里,近10位刚结束“社区治疗”的男子陆续下楼。他们年
纪相异,彼此之间唯一的共通点是都曾触犯妨害性自主罪,在司法处遇之外,还必须每月来
此一次,在两个小时的时间中,台湾家庭暴力暨性犯罪处遇协会理事长邱惟真与这些所谓的
“加害者”讨论从生活近况,到性教育乃至法律等议题。
“最重要的是愿意讲,把内在的东西说出来,帮助他倾听与接纳,进一步提出问题、给予意
见。团体最主要的功能在支持系统,能够互相支撑,稳定下来就不一定再犯。这套方法的理
论基础主要来自美国的‘认知行为疗法’,发展出我们自己的量表,以同理心训练增加动机
,以达到再犯预防的效果。但要支撑著改变,时间要拉长,个人观察一年的团体比较有效,
最简单的逻辑是他被观察了一年,至少拉长‘监督期’,”邱惟真表示,他的协会接受台中
市卫生局委托,执行最多的加害人团体治疗课程,占全市三分之一,每月有18个团体分散在
大台中各地进行。
此以每月1次、一年共12次为一循环的开放式团体,是目前台湾针对性侵害加害人在社区的
最主要把关机制。每年治疗期程结束前,治疗人员会针对每位个案提出报告,送进委员会评
估再犯危险是否有显著降低,个案必须得在最长4年时间通过评估,否则就要送进台中监狱
培德医院──性侵犯的最后一站,进行刑后强制治疗。
“为了要掌握效果,台湾设计出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有点模仿鉴定精神病人的评估委员会,
由各县市卫生局召集各领域专家:检察官、观护人、心理师、社工师、医师、卫生局官员等
,从多元的观点来看这人的治疗到底有没有效,通过与否采共识决,少数无法决定则用匿名
投票,已发展出一套稳定、客观的标准,”邱惟真强调,除了监狱与社区的团体治疗,他也
长期担任地方政府的委员会成员参与评估,对治疗制度与实作样貌有全面的观察与经验。
另类台湾第一:摸胸到奸杀,全面强制治疗
在层层关卡的治疗处遇与评估机制的设计背后,是以国家力量全面强制规定的性侵犯治疗制
度──无论罪行轻重,从服刑中到刑满出狱,甚至包括缓刑和缓起诉,从奸杀到摸胸,一律
都要治疗的规定,是全世界所仅见。
“台湾有个特点跟全世界不一样,所有性侵犯一律都要做治疗,全世界没人这样搞!包括美
国等其他国家,性侵犯的治疗都是自愿性的,治疗跟处罚分得很清楚,很合理,当自愿的时
候才比较有机会与他建立关系,台湾却是全部都强制、全部都非自愿,那怎么跟他建立关系
?”邱惟真说出这个长久以来专业界都知道的“台湾第一”,是建立在违反心理治疗前提的
矛盾之上。
参与治疗的初期,他花了5年,才渐渐从本土经验中模索、建立起一套“内外控双管齐下”
治疗策略。
对大多数性侵犯而言,走进治疗场域──不论是监狱、培德医院与大肚山庄、接受卫生局委
托的医院及其他专业单位,都像是被“外控”力量──法律的紧箍咒强押著,接受另一种惩
罚,以偿还这项更不见容于社会的罪行;对比外控的强制力,治疗师需要在团体内营造温暖
、开放的“内控”力量,两相对照之下,才有可能开始建立关系。
外控机制不足,再犯预防受挑战
尽管经过20年的本土化实务操作经验,在治疗现场与评估机制看似稳定运作的同时,这套全
球最全面的性侵犯治疗制度,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与日俱增。
除了刑后治疗场所长期在监狱,与治疗目的以及法规的扞格、对当事者程序保障与比例原则
有违宪疑虑之外,在社区治疗部分,也面临外控机制不足以及实际成效难以验证的问题。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只要刑满就不在保护管束的范围内,少了观护人与警察的监控力量,
卫生局的人力也不足以介入,治疗过程中就容易再犯。内外控就像棍子与胡萝卜,我们只能
当内控(胡萝卜),不可能担任外控(棍子),只要一混淆,就没办法治疗了,但是只有胡
萝卜没有棍子,对非自愿个案是没效的,”邱惟真说,即便通常再犯频率高的,大多是与未
成年者发生合意性行为的轻罪,但近年仍有重大案件如“南港小模奸杀案”凶手程宇,先前
即犯下妨害性自主案件,获判缓刑需进行身心治疗,但未报到也只能予以行政裁罚,缺少更
强而有力追踪机制,使其成为漏网之鱼,犯下更严重案件。
长年负责性侵加害人社区治疗的政策方向,卫福部心口司第四科科长李炳樟指出,“2005年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修法时,在第20条有强化观护人对于保护管束期间加害人的监控角色
,但性侵害受刑人假释没那么容易,一般符合二分之一刑期可报,性侵的没到三分之二、四
分之三很难通过,因为担心再犯,就让他刑期尽量服满,后面保护管束期间就被压缩,原先
期待观护人的功能就会被弱化,假释结束,就只剩卫生局的治疗跟警察的登记报到,缺少观
护人最有效的介入手段:撤销假释。”
“目前医疗能做到的极限,国内外研究再犯率差不多10%,就像一般生理疾病也不可能百分
百治愈,更何况这些性侵加害人不尽然都是疾病问题,后续应该强化观护人或警政的监控,
但涉及宪法对人身自由的保障,观护人的监控对象无法扩大,使得长久以来对于性侵犯的处
遇是‘重医疗轻监控’,”李炳樟说。
(关于性侵犯保护管束期间的监控实务经验,请见〈社区性侵犯第一线的监控者──在威吓
与人情间游移的观护人〉)
而到底治疗后能否有效降低性侵害的再犯率,一直仍是未知数。从有治疗制度以来都缺乏整
体的回溯性研究,第一线工作者仅能凭各自的经验及方式拼凑大致轮廓。
“整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最关心就是再犯预防,不追踪再犯率怎么知道效果?可惜台湾
目前没有政府机关愿意追这件事,只有公部门能追,碍于《个资法》,就算我们努力想做,
但权力有限,个案不愿给资料你连电话都不能打,”邱惟真表示,他曾经尝试追踪性犯罪者
出狱6年后,没治疗前的再犯率是10%,经过治疗后再犯率降到5.6%,但他深知由于能取得的
样本数有限,此研究的代表性不足。
“在我的研究中,台中市的再犯率1%,有的论文提到其他县市达10%,显然各地方的治疗效
果不一。20年下来制度与专业处遇人员都已累积到稳定程度,但得面对现实,弄清楚才能面
对问题调整,”邱惟真说。
截至2020年5月,据卫福部统计,全台目前有4,540名性侵加害人正在进行社区治疗;而据法
务部统计,正在监所内进行刑中治疗的人数为3,324人,刑后强制治疗的人数在培德医院有5
7位、大肚山庄15位,等同一年约有近8,000人接受各阶段的治疗模式。国家在此领域所投入
的人力与经费预算甚为可观,但在缺乏公开透明的资讯与实证研究下,如此庞大资源是否真
的让社会更加安全,或仅是换来主观的安心感?
本土与英国研究皆显示“性侵犯治疗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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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责“大肚山庄”性侵害加害人处遇的草屯疗养院。(摄影/吴逸骅)
2015~2016年,辅仁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黄健与中央警察大学教授沈胜昂等学者接受
卫福部委托调查社区治疗的成效,研究发现,将2006年(立法通过刑后强制治疗)作为切分
点,整体的再犯率差异不大,都维持在12%~13%。
“这条法律(《刑法》第91-1条)定的效果好像没我们预期理想,而我们做出来的研究另一
个比较令人担心的现象是,这条法律通过前,首次性犯罪,再犯同罪的比例约13%,首犯非
性犯罪,后来性犯罪的再犯风险达41%;2006年之后,前者只降到约12%,但后者居然高达71
%!”黄健强调,此一结果使研究团队反思,强制治疗最初的假设──性侵犯会一犯再犯,
可能有问题。
“性犯罪到底是‘专门化’── 一旦犯了就一天到晚想性犯罪?还是‘一般化’──只是
犯罪人口里众多犯罪的一项,人生只犯过一次就不再从事性犯罪?若是后者,我们需要花那
么多资源与力气去‘治疗’这些人吗?2006年的统计,就已经一年花4亿7千多万在上头,到
现在每年花十几亿跑不掉,这些钱会不会等于丢到水里?”黄健说,即便他是少数在此领域
有实务与研究双重经验的专业者,长期担任监所及地方卫生局性侵加害人治疗评估委员,仍
无法肯定这套治疗制度的成效。
近年国际上的研究也显示对于性侵犯治疗的局限,甚至有增加再犯率的可能。英国司法部(
Ministry of Justice, MoJ)曾在2012年委托专家研究该国行之有年的“性侵犯治疗计画”
(Sex O ender Treatment Programme, SOTP)成效,结论不只无效,且20多年来使得成千
上万参与治疗者的性侵相关案件再犯风险增加25%。英国司法部却隐匿该份报告,直到2017
年为止仍采用此模式,该年委托新的团队再重新评估,发现有经过治疗的“实验组”再犯率
为10%,没有经过治疗的“对照组”再犯率为8%,得出类似的结论:监所内的性侵犯治疗处
遇会增加再犯率。
在治疗僵局中,将性侵犯“当做一个人”
在诸多矛盾与障碍中,当强制治疗性侵犯的政策依旧,第一线工作者仍要想办法在局限中,
找出治疗这群人的意义。
“心理治疗的前提是,你也想要了解自己或想要被了解,才有可能操作。如果个案本身不愿
意或很被动,并没办法有强制性,这让治疗模式面临很大障碍,在抗拒、不合作的情况下,
理解又变得更加困难,更难取得信任,这也是现在治疗的僵局。所以现在大部分治疗是‘监
控’性质居多,好像有一个人看着,强化他们有一些意愿克制冲动,真正能够造成治疗上的
改变,其实没那么多,所以很多个案结不了案,治疗遥遥无期,”台中荣总精神部主治医师
林育臣坦言。据卫福部统计,截至今年5月累计有1,106人社区治疗已逾3到4年──治疗期程
的极限。
由于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甚高,对于一般医师诱因不高,此项工作目前大多半由心理师承接
,林育臣基于公立医院的责任、为让女性居多的社工与心理师安心,以及个人志趣,是少数
长期在实务上持续参与性侵害加害者治疗与评估工作的精神科医师。他的角色,在整个治疗
制度中,处于监狱和社区中间的枢纽位置,扮演社区的第一关守门人。
台中荣总精神部主治医师林育臣。(摄影/吴逸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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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出狱的性侵犯,会由戒护人员当天“无缝接轨”带到医院报到,此后采每周两次、每次
两小时,共12次的频率进行“初阶团体”治疗,结束后会由评估委员讨论是否结束或继续治
疗。除了触犯《刑法》第227条,通常高达9成的性侵害加害人结束“初阶团体”都得进入类
似邱惟真所带领的社区“进阶团体”,继续治疗与评估过程。
“在知道整个犯案过程后,心理上很难对他没有愤怒,‘怎么可以对小女孩做这样的事情!
’等等,虽然一开始学习精神分析的过程,就已经理解这就是心理的一部分,只是实务上看
见了,怎么样去处理那样的情绪,是我们比较需要去练习的。所以为何许多女性不想做性侵
害加害人的治疗工作,因为带来的情绪反应太强烈了,非常干扰!”林育臣说。
避,问不到任何东西。
“我相信人是一个整体,会有一致性。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他的整体,包括很多其他生活的
层面,工作、交友关系等等,有时就可以从这些方面切入去谈,然后再慢慢带领他找到脉络
,连结‘性’在整个生活里面的位置。我常在开个案讨论会时,鼓励治疗师不要只急着确认
‘危险性’,而是要先去了解这个人,不必要如何很深同理他们,可是理解是很重要的,这
些个案会变成这样,往往是成长当中少了‘被理解’的经验,”林育臣强调。
在每次的治疗团体中,他都会设计特定主题,由每人各自说明自己的想法与经验,理想的状
态是带领的治疗师及团体成员给予回馈。在普遍对犯行呈现模糊、淡化甚至否认的态度中,
仍有少数性侵害加害人愿意在林育臣的引导下尝试了解自己,进而反思犯案历程。
犯罪始于现实关系挫折
一位在沙鹿地区犯下多起强奸女童案件的个案,当慢慢问到一些生活状况后,开始回溯早期
在长时间的孤单状态中,凭借色情影像获得慰藉,16岁时就结婚,与女性发生性行为的年纪
很早,且曾于台球间与国小女童从事性交易,体验到强烈的兴奋经验,后来婚姻关系出现问
题、事业遇瓶颈后,感觉到自己的“无能”,开启了固定的犯案模式:与妻子吵架冲突、离
家喝酒、骑着摩托车寻找可以下手的女童。
“性和攻击,这两个早期心理发展过程中的本能,大多数人被相当程度修正到合理或能遵循
社会规范的状态,性侵害加害人可能就是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出了一些问题,到头来没有办法
真正去面对自己的困难,用另外一种方式‘处理’。这可能是他们不想碰的,也可能是因为
太深、太潜意识了,自己也不容易意识得到,只是模糊地感觉好像被一种力量驱策、不得不
去做、没有办法抗拒 这些是他们常常会有的感受,”林育臣说,从治疗的观点,他比较
少直接给建议,而是鼓励个案先思考自身状态,讨论往后遇到类似状况要怎么办。
在所谓的性侵加害者身上,林育臣发现其共通点并非精神疾病,而是早期与人的关系都有不
好的经验,在挫折中,为了维系一种“自恋状态”,发展出持续不断的对抗,透过否定别人
,来救赎自己。
“我们人,原本就处在自恋的状态,一段时间后察觉到‘客体’的存在,最初是妈妈,再来
是其他人,如果与客体建立好关系,我们会把客体视做跟自己对等、相同的存在;可是若在
建立关系的过程当中太挫折了,可能就撤退回来,进而缺少同理的能力,其他人就只是一个
‘物品’,不是心理上等价的‘人’,当然就觉得攻击你没有关系,你只是一个满足我现在
欲望或攻击冲动的对象。就像郑捷,选择一种随意操控、破坏他人生命的方式,而性侵里面
很典型的‘权力控制型’,透过强势的方式,让自己在失控的生活或与女性的挫折关系中得
到控制感,维持自恋的感觉。”
在缺乏同理心的生命里,留下一段客体关系
林育臣从心理根本的自恋结构,来诠释从性侵到随机杀人加害者的心理历程。在这个人性最
深、最黑暗的一块领域,他明白,借由所谓的心理治疗就能改变,是天方夜谭。
“我看到的,都是发生之后根本无能为力,花了大量人力,可是怎么都处理不下来。最让人
痛苦的是,可能会再制造新的受害者,在整个治疗中,包括委员会可能都背负著这样的压力
。一般的治疗失败,是关于他自己的生活而已,这样的个案没做好又复发了,可能就是一个
受害者;可是另一方面,又用这种严苛的监控、不信任的方式,长期下来对他们没有帮助,
甚至只是产生潜在的敌意或者更多愤怒,”林育臣说,尽管有无尽的挣扎跟困难,能做的仍
是试着去理解他们,知道可能哪些环节出现问题、原因在哪里,是不是应该多做一点什么,
来避免更多憾事发生。
“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你想要被理解的话,那我愿意理解你,甚至能够看见原本看不见的
;如果能够深化,放了一个可以留下来的‘客体关系’,起码在他的生命当中,还记得有某
一个人,曾经理解他到什么程度 很难讲对他的生命到底占了什么重要性,有时候就只能
丢一颗种子下去,能不能发芽很难讲,可是不丢,就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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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备注:
有段时间的报导,版龟好像要在备注栏补字。
嗯,借我聊一下天ㄅ,明天要去屏东,可是屏东除了海生馆和垦丁 还有什么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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