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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摩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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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者专题：好死，好难？】
我们延长的到底是生命，还是痛苦？──专访瑞士协助自杀组织
3.完整新闻内文:
Yahoo奇摩取得非营利网络媒体《报导者》独家授权，同步刊登“好死，好难”专题，
透过报导，一起检视这段充满眼泪的岁月，带您一窥台湾人生命最后一哩路的真实困境。
文／赖子歆 共同采访／郑涵文 照片／DIGNITAS提供
2015年夏天，台湾出现第一名在瑞士“尊严”组织协助下结束生命的案例。
他生于1945年的台北，拥有工程科系大学学历，因为工作而频繁往来各国，2014年年底成
为“尊严”的会员时，他已罹患结肠癌，癌细胞转移至肺、肝、骨头。历经几轮化疗后，
他接受安宁照护，直到2015年8月，他再也无法忍受痛苦，决意结束生命，在家人的陪伴下
至瑞士接受“尊严”协助，自行为人生画下句点。
座落在阿尔卑斯山环绕之地的非营利组织“尊严”，全名是 DIGNITAS – To live with
dignity – To die with dignity，由人权律师莫奈利（Ludwig A. Minelli）在1998年创
立，目标是彻底履行瑞士模式——在人们活着和临终时，均尊重选择自由、自我决定和个
人责任，而“尊严”也以会员制的方式，对外国人开放（注1）。不少人为了减缓痛苦，
选择以“自杀旅行”的方式，到“尊严”求助。
目前，“尊严”约有20名兼职员工，全职的董事会成员有3人，除了创办人莫奈利外，
还有路雷（Silvan Luley）和马汀诺（Sandra Martino），是核心管理者；
目前“尊严”有来自84个国家的7,700名会员，其中7名是台湾人。
《报导者》经过三个多月时间的约访，终于在4月越洋视讯专访Dignitas董事路雷。
今年47岁的“尊严”董事路雷告诉我们，7名台湾会员中有2名曾询问“协助／陪伴自杀”
（Assisted / Accompanied Suicide）的服务，但未进一步完成程序，也就是还没有得到
“临时绿灯”（provisional green light），连取得协助自杀服务的第一步都尚未完成
（注2）。
很多人误以为去到“尊严”，他们会说服和鼓励人们结束生命，但其实会员中真正由他们
完成协助自杀的个案，只有3%。外人不知道的是，“尊严”花了更多时间，防止绝望的人
独自用可怕的方式离世，让受苦的人在走入死亡前，能得到专业医疗协助，知道还有其他
的路可走。
以下是“尊严”董事路雷接受《报导者》专访内容，以第一人称表述：
我成长在一个看待死与生同样自然的家庭，在贸易公司当3年学徒、念完经济后，
便到跨国工业用品公司上班。30岁那年，不知怎的，我再也无法承受当代经济体制的极端
贪婪、疯狂追求股东利益，于是辞职然后出走各国。回到瑞士后，我决心投身于非营利的
人权相关领域，辗转来到“尊严”，一待便是13年。
我在“尊严”13年来，印象最深刻的协助自杀案例是一名来自以色列的女士。记得同事
说，这名女士信仰犹太教，陪着她一起来瑞士的家人多达三、四十人，他们在她的床榻
四周点满白色蜡烛，唱着家乡的希伯来歌曲，用烛光和歌声，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那画面非常美丽。那美丽在于整个家族对她展现无比的爱与支持，这份爱与支持一路伴
随她直到最后。能在我们所爱的人陪伴支持下完成生命最后一节，我觉得这是善终最重
要的事。
虽然“尊严”的确提供会员如前述的协助自杀服务，但实际上，只有3%的会员最后会在
我们与外部医生的协助下，自主结束生命。
<多数人不知道自己仍有选择>
多年来，这3%的人基本上都承受着极大痛苦，大部分要不是罹癌，要不就是神经系统疾病
患者，譬如俗称渐冻人的运动神经元疾病患者，或是亨汀顿氏舞蹈症、帕金森氏患者等。
这两大族群之外的少数几位，可能是因为重大意外或其他原因，造成四肢永久麻痺或是严
重瘫痪。
会选择使用我们服务的癌症病人，虽然知道可以利用安宁缓和医疗，接受深层镇静，但是
他们想在意识清楚下，自行结束苦痛。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和其他少数人，则是出于不愿意
让自己清醒的意识困在一个再也无法正常运作的身体里，事事仰赖他人，生活没有品质也
没有尊严。
但其实，多数人不管是透过电话还是email找上门来时，都代表他们遇到健康问题或是生活
危机，一时之间走投无路，而我们接下来做的就是提供他们选项，告诉他们，其实你还有
其他选择，可以跟哪些专家或团体谈谈看怎么做，协助他们。
很多人一听到还有这个或那个选项，肩头上的压力顿时就会减轻不少，对未来的恐惧也会
淡很多，便可以继续过下去，重新找回生活的喜悦和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的工
作最主要的部分是关于生命本身，包括如何去形塑生命直到最后一刻，当然也涵盖了死亡
。
我的亲朋好友并不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很奇怪，毕竟帮助人们生命的终点不要走得那么苦，
并没有错。我想这也跟瑞士或是欧洲看待生命的哲学有关。很多调查显示，多数瑞士和欧
洲其他国家的人，都支持不管是在人生中还是生命终点都要有选择。
社会发展到今日，我相信不管是台湾人还是瑞士人，都越来越有自觉，重视个体的自由选
择权利，喜欢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从选择念什么科系到做什么工作、跟谁在一起、生几
个孩子、住在哪里等，大家都希望依照自己的观点和偏好做决定。
从另外一个层次来看，在现代发达的工业国家，拜医疗卫生和科技、教育等种种进步，大
幅提升了我们的预期寿命。以瑞士来说，过去100年来，预期寿命足足增加了两倍，从40岁
变成80岁。这很棒，我想，要是可以享受生活直到最后一刻，任谁都想要长命百岁。
但问题来了，现在医疗科技已经发达到即使大限已到，还是可以让你活着。那人们自然会
开始问：这样活着真的是我要的吗？靠医疗措施延长的这段时间，对我个人来说是好的、
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吗？我们延长的到底是生命，还是痛苦？除了“赖活”，我难道不可
以选择“好死”吗？
<临终教育的不足>
在高龄社会，所有人都需要学习临终议题，包括医疗专业人员、政治人物和一般民众。但
可惜的是，很多瑞士医生在学校根本没学到，反而透过联络我们来学。
很多来电要我们协助死亡的病人，当我们问他有没有跟医生讨论缓和医疗或是持续性深层
镇静、知不知道自己的病人权益、有没有预立医疗指示的表格等等，他们会回：“那是什
么？”或是“我的医生跟我说，缓和医疗只有临终前3天可以用，我觉得太晚了”，事实上
缓和医疗可以提早介入，而且还有很多其他事可做。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教育问题。虽然近20年来，瑞士的安宁缓和医疗在我们或其他组织
的刺激下已有进步，我们到处演讲、诉讼、参与立法咨询，跟医生、研究人员或学生聊，
近来几乎所有使用我们服务的病人，都接受了缓和医疗照护，社会也开始讨论生命品质和
临终议题，包括预立医疗照护计画、预立医疗决定或是器官捐赠、指定医疗代理人等。但
就整体临终教育的普及程度来说，显然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在我看来，安宁缓和医疗和协助自杀是不冲突的双轨，病人可以依据自己的健康变化，决
定走哪一条路。不过有些缓和医疗的专家会认为，缓和医疗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不需要
协助自杀，这我就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真的，而且有没有解决到问题要由病人判断，而
非医生。(阅读全文：https://goo.gl/g0vd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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