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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光复中学举办变装活动，其中一班学生在教历史的导师率领下，穿着纳粹军装、高举
纳粹旗帜大喊：“快向希特勒敬礼，不然坦克压过你们，把你们抓进毒烟室！”虽然这里
把希特勒也当作暴君，然而明白的显示，在暴君面前，学生们必须驯服敬礼，才能幸免于
难。
事件引发谴责，包括以色列与德国驻台机构的抗议。虽然学生是无辜的，但是也缺乏一些
必要的历史常识，而历史导师的责任更重大一些。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是非不分，在暴
力下臣服的氛围却是目前某些国人的思维，以为只要在暴君面前低头，或者释放善意，就
可以避免被坦克辗压或被送到毒气室。因而弥漫一种在中国面前唯有投降才是出路的奴才
哲学。尤其在美国候任总统川普挑战“一中”政策下，更引发惶惶不安的奴才心理，或者
这也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发作。
来自以色列的不满，是因为希特勒以迫害屠杀犹太人起家，据统计有600万人遇害。来自
德国的不满，乃是因为这是德国人的耻辱，德国为此努力转型正义，杜绝再度发生这类事
件，可台湾有人居然为希特勒招魂，不但在伤口上撒盐，也是与德国的深刻反省背道而驰
。
作为台湾的一间名校有此番动作，除了对一般历史的无知，我们还可以借这个机会从历史
上深挖更具体的环节来认识这段历史与中国的关系来展现历史的荒谬。
1930年代初，两位德国人来中国，打一场两个德国人的战争，充当炮灰的却是中国人！当
时国民党蒋介石崇拜德国的法西斯统治，有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团作为他镇压共产党的顾问
。1933年来中国的，就是二战“德军之父”的冯．塞克特将军，成为蒋的总顾问。共产党
也不甘示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了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军训的奥托．布莱恩在
1933年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顾问。当时领导军事的核心人物是博古（总
书记）、周恩来（军委会副主席）与李德（顾问），但是因为李德的共产国际背景而成为
太上皇有最后拍板权。
1933年蒋介石发动的第5次围剿，就是运用塞克特的“堡垒主义”战术，步步为营建堡垒
，压缩红军的活动空间，让共军擅长的“运动战”无从发挥，李德的“短促突击”失效，
最后红军被迫西窜“长征”，沿路打败仗。1935年1月，中共在失去电台无法与莫斯科联
络后，遂自把自为在遵义会议撤掉李德与博古的军事领导权，才由毛泽东决定北上，以抗
日为名摆脱困境。
二战爆发后，国民党当然尽量淡化与德国的关系。中共虽然把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李德，
但是当年对李德奴颜卑膝，甚至强迫一位叫做萧月华的客家女性以“革命需要”为名充当
李德的泄欲对象也讳莫如深，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逐渐披露出来。塞克特因身体不佳而于
1935年3月返德，于翌年逝世；李德则于1949年回到东德，1970年出版回忆录，1974年逝
世。
这段纳粹法西斯与共产法西斯在中国的内战，几十万中国血肉之躯充当炮灰，充分显示中
国人奴性的悲剧，比1905年日俄战争在东北大打一场还要不堪。
犹太人对纳粹罪行穷追不舍，德国人也深刻反省，彼此缔造新的历史。只有中国人，不论
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真相不是掩盖就是歪曲，遑论转型正义。即使台湾
已经逐步实现民主化，在新竹还出现扮纳粹的事件。而在中国，统治集团还在缅怀毛泽东
的杀人行径，并且以与时俱进的手段继续推行法西斯暴行，以“中国梦”的种族主义宣传
对外扩张。然而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姑息养奸与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有何区别？为何不
能吸取历史教训？
二战后西方国家对希特勒一直深恶痛绝，彻底清算，为何对也是杀人魔王的蒋介石与毛泽
东却“宽大为怀”，没有同一个标准，也是让人难以理解，虽然因为中国人自己在姑息养
奸。如果能够从新竹光复中学事件引申出对国共两党法西斯行径的反省与声讨，何尝不是
一件好事？只怕还是被舆论引导到别处而失去真正的焦点。
（作者为资深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