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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uans (大豆)
2014-11-26 10:41:48生平
1901年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考取秀才。
求学
1905年7月，参加广东人留学生组织“兴中会”，加入参与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部长，
成为孙文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
1906年，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毕业。
1907年，开始随孙文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富商陈耕基
的女儿陈璧君。因富赡文采，成为孙文秘书，亦是其文告捉刀人与革命事业得力助手。
革命行动
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
革命党的信心，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
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
门也。” 3月31日，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桥（银锭桥或者后来被拆的甘水桥，无定论）
埋设炸弹欲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时被人发现，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
传诵。由于肃亲王善耆在审理中，对汪精卫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
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终身监禁。1911年11月6
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汪兆铭获释后，面见袁世凯，促其推动清帝退位，并参加南北议和。
二次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文急召回国。返国讨袁并参与护法。革命失败后，亡命
法国，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其间拒绝了袁世凯对他回国任高级顾问的邀请。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护法运动”。
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出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
1924年，汪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任宣传部部长。
1925年2月，孙文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
》，前两份由孙文口授，汪兆铭笔录。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兆铭在加拉罕、鲍罗
廷的支持下，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
容共政策。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
农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由于蒋介石成功迫使国际共产党让步替换了和
汪精卫亲密反对北伐的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Kissarka, ，1893年12月13日
－1938年8月1日)、等人的职务，三月二十二日在汪公馆开政治会议，汪等面对的是
苏联人已经决定让步的现实。 决议“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汪兆铭以治疗糖
尿病，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2] 由蒋出任国民党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主
席，并接受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职位，开始北伐。
曾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在革命党内地位崇高，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
员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直到中日战争初期，
仍是蒋中正主要政敌之一。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之际，孙科辞职，汪兆铭出任行政院长。汪在抗战初期抗日态
度坚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然而由于指挥不动蒋中正人马，遂委请蒋中正出山指挥军
队，自己主政。7月17日，日军进攻热河，汪对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张学
良出兵抵抗。汪、张互讦，结果汪宣布辞职，10月前往欧洲。
1933年，由于民众的呼声，蒋中正请汪回国主持抗战。汪要求张学良先辞职，蒋中正说服
张学良去欧洲考察，3月汪回国复职。此后汪兆铭主张对日和平交涉，得到蒋中正的支持
。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举行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
，引发当世对汪兆铭与何应钦等认为这是个卖国协定的谴责。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表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铭
认为有谈判的空间。但由于国民党主战派的反对，汪兆铭于8月8日表示辞职，后在蒋中正
的强力挽留下复职。
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 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
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中正。
此后的汪兆铭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主要的论点为：
（一）中国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彻底失败之前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为有利；
（二）他曾和蒋中正有过谈判经验，因此认为蒋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关心日占区人民的利益，认为日占区需要照料；
（四）根据汪兆铭的助手周佛海说，如果蒋赢得了这场战争，那么汪和日本的协定自然被
取消，如果蒋不能获胜，那么协定还可以限制日本的行为。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
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了一项包含了六原则的所谓的“亚洲新秩序”声明：
（1）东亚的永久和平；
（2）善邻友好和国际正义；
（3）联合防共；
（4）经济合作；
（5）创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铭向国民政府申请护照，借道云南前往越南。汪主张与日本媾和，自重庆
出走至河内。蒋发电报给香港《大公报》张季鸾，希望舆论对汪宽留余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以下几个条件的基础上和一个新
的中国政权调整中日关系：
（1）亲善友好：日本对中国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
（2）按照轴心国之间，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同样的精神，共同防共；
（3）经济合作，日本一方绝无垄断中国经济的意图。
12月29日汪兆铭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
“艳”）， 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
“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
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
，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1939年1月4日）
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并未如约支持汪兆铭，和平运动失败。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组建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汪兆铭政权，1943年底，汪兆铭
的健康恶化，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
今名古屋大学）医院。11月23日遵其遗愿，归葬国民党总理孙文之侧，南京中山陵西南的
梅花山。
正面评价
汪兆铭在辛亥革命之初，作为革命元勋，能够比较坚定奉行孙中山先生旨意，坚持推翻满
洲政府。
另外，颇具争议、身在日本的网络写手林思云在《真实的汪精卫》[15]一文中，就替汪兆
铭鸣冤。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
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
”。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
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联俄
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
日本谈判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签订塘沽
协定。这种屈服原因，并不如蒋介石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
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
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理念，期间也与日本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
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兆铭离
开重庆时给蒋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
再者，林的另一篇文章《怎样看待汪精卫政府》中亦认为，汪兆铭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
成立的汪兆铭政权一事，乃为了取得保障中国人民力量的必要措施，是谓“曲线救国”。
汪政权成立后，日本人承认这个政权，也给予相对权利。事实上，江泽民少年时期，就是
在汪政权下，入读免费的国立中央大学_(南京)。另外，汪精卫在二战期间，站在日本一
方，而蒋中正则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同盟国还是轴心国胜利，中国其实都是战胜
国，亦即免除了战败国割地赔款损失。只是这项观点是否汪的原意，需要汪的中期文件，
方可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