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体制便于防疫利于宣传 中共成功重塑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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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肺炎的起源地中国，人们在疫情初期曾对官方作为高度不信任。一年过去，在官方
强力筛选讯息及宣传下，加上欧美防疫不彰，中国民众反而对本国的防疫表现普遍感到自
豪。
中共最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手法，就是往往能利用强力的社会管制、精细的讯息筛选，以及
巧妙的宣传手法，把“坏事说成好事”。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武汉肺炎）的
疫情上，就再度显现中共的“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
这种“制度优势”和“制度自信”的根源，自然是中共在以威权模式，掌握中国自上到下
、从里到外的管道与资源。既能压制源头流出不利讯息，也能箝制媒体报导不利讯息，更
能管制民众传播不利讯息，同时还能强制民众接受封城及集体检测。最重要的，在这样的
威权体制中，还缺乏有效的监督力量。
以上这些作法，在包括台湾在内的民主国家，除了强制民众接受封城，以及少部分的集体
检测外，其他都是不敢做、不想做、也不能做的。但中共的威权体制在疫情的阻隔上，却
不可讳言地取得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例如在疫情中心的武汉，官方在疫情初期强力封城、封社区，时机虽已迟误，但中国内部
终究未再产生第二波疫情蔓延。只是手法过于粗糙，经济及社会代价极高，民众怨声不断
，甚至出现民众当着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的面前大声抱怨的窘状。
虽然这让中共官方此后没再实施相同规模的封城，但强封边境小城、社区、村落直到疫情
解除的做法，迄今没有间断。
大规模封城、宵禁等做法，在疫情严重的欧美国家，后来成为常见的防疫措施。但他们做
不到、中共却做到的是，在掌握网络平台控制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套取个人资讯强推红、
黄、绿灯号的“健康码”。利用就医就录、居住地，乃至于曾到过的地方，决定民众能否
前往他地，或进入公共场所。
“健康码”如今成为中国民众手机里必备的程式，重要性甚至高于身份证。这也让中国各
地得以管制健康有疑虑民众的流动，便于追踪管理，却也连带让所有人民的行踪隐私，暴
露得无影无踪，成为官方掌握人民的工具。
这样的优势，的确让中国的疫情获得有效控制，也造就了中共重塑形象、扭转民意的资本
。相形之下，那些有所不为、平常还被中共划为“敌对势力”的欧美国家，因为防疫不彰
，反成为中共最好的“对照组”。
平时总被比下去的中共，反倒在宣传上把这些“敌对势力”比了下去。这些防疫表现不佳
的欧美国家，成为中共把“坏事说成好事”的“最佳谈资”。像央视每晚的新闻联播，末
段除了总会播报全球染疫病例数字外，更常加上美国的数字，借此凸显自己的防疫成绩。
借由这些，中共不但成功地“大内宣”，让不少民众有了“中国防疫全球第一”的印象，
如今进而能“大外宣”，向全球宣传中国的防疫经验，甚至暗地奚落欧美国家。这样的“
大外宣”，又可再循环利用为“大内宣”。
几番循环下，在无法充分获得讯息的一般中国民众心中，中共的“制度优势”油然而生。
如今，不少中国民众的想法是，中共是有“这个那个”的问题，但遇上疫情这种大事，“
还是要共产党才有办法”、“民主国家就是没办法”。
在其他国家，若是以中共模式处理疫情，执政者及其政党将受到怎样的重创，可以想见，
更遑论如何在开放的社会及媒体“把坏事说成好事”。
然而，中共就是能“化执政危机为转机”，原因就在于威权体制下缺乏有效、有力的监督
力量，导致疫情初期的资讯隐瞒、黑箱作业及失当处置，进而使疫情迅速蔓延出武汉，遍
及中国，乃至于全世界。
事实上，中国民间一直都不乏程度不一的监督力量。例如每天撰写一篇“武汉日记”的作
家方方，她的笔锋并不带刺，而是在平铺直叙中呼唤人们思考。又例如深入疫情中心武汉
采访的张展及陈秋实，提供的是不受官方筛选、官媒不会去报导的角度。
但上述3位人士，方方遭到中共官方发动的围攻，让她从“良心作家”被打成了“黑心作
家”、“里通外国的黑文人”；陈秋实和张展更是行踪不明了几个月。最后，陈秋实被严
控在家形同软禁，张展更被重判4年，身心受创。
还记得李文亮医师罹患武汉肺炎病逝后，曾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悲愤，中共官方一度招架
得十分踉跄。如今，中国网络却出现“李文亮不是第一个吹哨人”，以及李文亮之死是因
为“接受太多境外媒体采访，治疗被干扰”等洗地文。然而，给予正面回应者，却不在少
数。
在中共的威权统治和“坏事说成好事”的宣传模式下，这一点也不意外。（编辑：杨升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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